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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2万亩葡萄园,500吨酒——这家酒庄是这样摘下了今年的金樽大奖

信息来源:aojoo.com   时间: 2021-11-05  浏览次数:13

葡萄酒杂志

“红寺堡,堡字要念‘p?’。”

在出发到宁夏之前,同事特意提示我。为了不露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去适应这个有点别扭的发音。

17年,2万亩葡萄园,500吨酒——这家酒庄是这样摘下了今年的金樽大奖

红寺堡产区,远处是贺兰山。

连绵的葡萄园外,还有很多荒漠植被。

跟一个字的读音这样去较劲,是不是太闲了?还真不是。我一直认为,念对产区正确的读音是作为葡萄酒媒体人的基本素养,不管这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产区,这是对一个正在发展,并已取得成就的产区基本的尊重。

每个葡萄酒产区的诞生都是一份值得留下文字的史诗。在不毛之处锄开荒地,栽下葡萄幼苗,挑来灌溉农田的宝贵水源……这些将荒漠变成绿洲的开拓者们值得我们的敬意——要不是他们,我们将会错过多少荒漠上诞生的好酒呢?

17年,2万亩葡萄园,500吨酒——这家酒庄是这样摘下了今年的金樽大奖

凯仕丽酒庄,本届金樽奖大奖得主之一,

也是我们这次的采访对象之一。

离开银川,车子沿着G6京藏高速往贺兰山东麓最南端的红寺堡镇驶去。我们将要去考察调研的是这片宁夏最年轻产区的开拓者——凯仕丽酒庄(Castaly Winery)。

2002年,红寺堡只不过是一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小县城,人口也只有几千名贫困的移民。而凯仕丽酒庄早在那时候就已经在这里圈下了5万亩的葡萄园,并带领了当地贫苦的新移民开垦荒地,种植葡萄。

中国葡萄酒第一镇

和它的第一家酒庄

当车子驶入红寺堡镇时,我看到路边有一块横卧的石碑,上面写着“中国葡萄酒第一镇”。第一次看到这块石碑时,我有点不以为然,这样一个新开发小县城,就能挂这样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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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我狭隘了。在凯仕丽酒庄考察的时间里,酒庄里的人给我们说,红寺堡获得的“中国葡萄酒第一镇”是一个国家级的称号,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所颁发。这代表着国家对这片产区品质的认可。

但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压在红寺堡产区上的重担。这个“第一”并不是永远归属红寺堡的。为了保住这个称号,红寺堡人只能拼命提升、发展葡萄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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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航拍,也没办法将凯仕丽的

葡萄园全部收入镜头内

不管是这份“第一”的荣誉感,还是这个称号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驱使凯仕丽酒庄在过去的17年里辛苦耕耘这片土地的,还有很多我们未曾想过的故事。

这次到红寺堡的考察调研,我们采访到了凯仕丽酒庄的负责人郑永金。郑总其实是广东人。当年的他从繁华的广东遥遥千里来到这片荒漠,带领着这里的农民开垦出了漫山遍野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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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老头儿性格挺“犟”的,对酒庄的品控甚至说得上是偏执。

今年已经70多岁的他,依然每天雷打不动地站在生产线上,要亲眼盯着生产线每个运作流程。我们到了酒庄后,想要在生产线上采访他,结果毫不客气被轰了出来:生产重地,要严格保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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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歹说才拍下了几张生产线的照片......

跟他接触的几天里,见过他在生产线上拿着包装不合格的产品指着员工责骂;见过他敲着酒庄的国外酿酒顾问David Tyney的脑壳要他想好今年要怎么调配新酒;见过他在天蒙蒙亮时开着越野车在葡萄园间的土路上全油门飞驰……感觉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生猛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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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只有这样一位对品质执着,又雷厉风行的人,才能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地方,带领团队建立起一家发展迅速且颇受赞誉的酒庄吧。

在贺兰山东麓平原种下这样一片广阔的葡萄园,要付出的不仅仅是努力和坚持就足够,人力物力,还有改变环境的信心缺一不可。贺兰山东麓的这片平原环境要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还要恶劣。很难想象这里其实跟波尔多处于同一个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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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仕丽酒庄的酿酒顾问David Tyney,来自新西兰

红寺堡产区已经脱离了贺兰山的庇护,西边常常吹来干旱的大风。聊起凯仕丽酒庄初建的阶段,郑总也感慨地坦言,那时候真的没有预估到在这里开垦葡萄园的难度。漫天的风沙刮来,新种下去的葡萄幼苗很难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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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他自己开着挖掘机一遍遍地犁土,寻找合适种植的地块,不断地栽下新的幼苗。成立至今的17年间,凯仕丽酒庄开垦了2万亩的葡萄园,种下的葡萄数以百万计——这样规模的葡萄园,别说在红寺堡产区,就放在整个宁夏产区而言也是规模排前列的存在。

2万亩葡萄园,500吨酒

你见过比这还低的产量吗?

虽然看起来葡萄园面积很大,但凯仕丽酒庄每年的产量,也就仅仅出产500吨左右。

这样的单位产量,比很多精品酒庄都要少。这里面有很多考虑,凯仕丽酒庄一直坚持着“好酒是种出来的”理念。虽然葡萄园的面积很大,但酒庄还是倾向于低产,并只采用符合酒庄标准的葡萄来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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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现实的原因:用工难。凯仕丽酒庄的种植团队只有数十人。

酒庄并不愿意随便从外面招聘不熟悉酿酒葡萄种植的人员来管理葡萄园,目前的管理团队都是陪着酒庄发展多年的老人,他们更熟悉这片土地,也有信心这片土地未来可以酿出什么样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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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坚持这样的模式在现实中存在很多困难。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是困扰红寺堡产区大大小小酒庄的共同问题。让人觉得很吊诡的是,红寺堡这个小镇早已不是那个只有几千人的移民安置区了,但很多酒庄却面临着无工可用的状况。

“现在农民收入都提高了,肯种地的人少了很多,”说到这个,郑总有些无奈,但话音未落,郑总又很骄傲地说到:“但我敢拍胸口跟大家说,从凯仕丽发展到现在,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也没有拖过农民工的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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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金樽奖中国酒行业论坛上,

郑总介绍酒庄及产区的发展历程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不拖欠农民工的钱是正常而且理所当然的。是的,没错。但问题在于,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许多酒庄刚开始时都是在亏本运营。任何一家酒庄,从种下葡萄,到酒款能够卖得起价钱,能够在十年间盈利就算上天眷顾了。

更别说凯仕丽进驻红寺堡的时候,这里是一无所有的。这家酒庄带给这个产区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福祉,还有给了大家希望,一个能酿出好酒的希望。

发展和新的希望

“这里,你过来看看,这串蛇龙珠快熟了。”郑总站在田埂上,指着一串葡萄跟我说话,随手掰掉葡萄藤上几条新长的结果枝。

17年,2万亩葡萄园,500吨酒——这家酒庄是这样摘下了今年的金樽大奖

我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因为我的注意力早已被这片葡萄园给震住了。光看图片,真的很难感受到我所说的“一望无际”是什么意思。航拍的无人机升空后慢慢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但飞了很久后传回来的画面显示,它依然还没飞出凯仕丽酒庄的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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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凯仕丽酒庄10多年辛苦开垦出来的成果。前面提到了很多凯仕丽酒庄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无奈,但这份无奈针对的也只不过是每一个发展时期碰到的困难。

葡萄酒已经成为了红寺堡的支柱性产业,且这个年轻产区能够产出高品质的葡萄酒,甚至也让不少国际的专家也开始关注到了这个产区。作为这个产区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酒庄,凯仕丽很早就看到了这片产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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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来,凯仕丽累计投入了3亿多元人民币开发葡萄园,引进国外的酿酒设备,聘请国际酿酒专家顾问团队。这些努力也在10多年后的今天,看到了成果。

近年来,凯仕丽酒庄出品的酒款获得了很多酒评人的关注。今年年初,Jancis Robinson在品评宁夏产区的葡萄酒时,给凯仕丽酒庄的2015年份神话干红打了15分不错的成绩。而凯仕丽酒庄的其他酒款,也逐步在国内外的众多评比中获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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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尝过凯仕丽开始到现在各个年份的酒款,可以尝得出在逐年发展中,酒庄的风格正在慢慢沉淀形成。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经历,因为你很难在其他成熟的产区里,通过品尝不同年份的葡萄酒,去感受一个酒庄、一个产区曾经做过的尝试和发展的历程。

很多人喜欢抱怨说中国酒不稳定,一年一个样。我不否认有很多酒庄只为了挣快钱而不注重葡萄酒的质量。但只要用心在做酒的话,随着葡萄藤年龄的提高,产出的品质越来越好,技术和酿酒理念也在相互融合,那么这种风格的变化就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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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总领着我在葡萄田里边走边说着话,清晨的红寺堡太阳起来得很早,不太冷,干燥的风吹得人很舒服。“看看这些叶子,很难找到有虫子啃过的痕迹”,他拉过来一把叶子,一看,果然上面啥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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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仕丽酒庄在去年完成了2万亩葡萄园的有机认证,我刚刚想感叹下有多不容易,郑总摇了摇头,说到:“在这里搞有机又不难,本来就干旱,虫子少,不用花钱买农药。最担心还是一群群的麻雀,它们最喜欢吸葡萄的果汁了。”

话音未落,远处的田里飞起一群鸟群。我不由在心里嘀咕:“‘穷山恶水出好酒’真是葡萄酒界颠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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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走在凯仕丽酒庄的葡萄园上,可以看到有不少栽种着幼苗的葡萄田。早年这里的葡萄藤埋土越冬的存活率不高,每年都需要重新补种新苗,但补种的新苗也很难存活,而且即使存活了,也很难保证整体质量。

“那就干脆不管好的坏的都拔掉,全部再种上新苗”郑总碰到质量问题总是很容易犟起来。我开始明白到守着2万亩葡萄园的凯仕丽酒庄,为什么只有500吨的产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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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陆陆续续都补种了20万株新苗,酒庄不太信任外面买来葡萄苗的品质,郑总干脆在葡萄园里划出一块专门选育优质葡萄苗的温棚。在温棚里,除了目前酒庄现有的葡萄品种外,还有很多新的葡萄品种在尝试栽培。

这家酒庄确实把做葡萄酒当成一件百年事业来做,这是凯仕丽酒庄成立的第17个年头,依然很年轻,很多新的尝试依然在探索中,而且有着一班很执着于品质的人在跟这片恶劣的自然环境较劲。

17年,2万亩葡萄园,500吨酒——这家酒庄是这样摘下了今年的金樽大奖

正是这些人的努力,让世界认识到了红寺堡这片产区的巨大发展潜力。回程的途中,其实我挺受触动的。我们这一代从事葡萄酒事业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在凯仕丽这样的酒庄身上,去见证中国的葡萄酒产区一步一步被世界所认可。

文、编 | 一止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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